“除文盲、做新民”
晚清以降，新学渐趋取代旧学。由政府等开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仅让更多国人接触新知，更开社会风气之先。
辛亥革命之后，伴随政府颁布新学制以及读经等传统课程废除、办学权限放宽，上海的现代学校教育步入发展快车道。
不过，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多数上海居民没有机会接受新式学校教育。比如，1949年上海产业工人数量共计106万，文盲、半文盲率竟达65%，社会底层中目不识丁的状况比比皆是。
因此，一些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如陶行知、晏阳初等，大力呼吁“除文盲、做新民”，主张举办平民可读的学校，以提升民众整体文化素质与生活技能。
这一时期，除常规的中小学教育与高等教育外，面向广大民众的职业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得到了发展。1917年，国内首家职业教育机构——中华教育职业社在沪成立，开创了我国职业教育之先河；1928年，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在沪创办……
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工人运动之时，也特别注重产业工人等群体的启蒙教育工作。上世纪20年代初，我们党在小沙渡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并以上海大学为据点，在沪东、沪西等7个地区开设平民学校，发展工人教育，传播马列主义。
1924年，邓中夏、李启汉等早期党员以补习学校为基础，创办“沪西工友俱乐部”，为广大工人提供教育、娱乐等场所。
曾在纱厂工作的女工刘桂宝回忆，她曾在“沪西工友俱乐部”附设的平民夜校读书，识字课本的第一课内容便是“认识字，好读书，工人不是本来粗”。
通过夜校等形式提升工人的文化素养，不仅客观上让“没学上”的人“有学上”，还为启发工人思想觉悟与阶级意识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不仅着眼于基础教育的提升，还注重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有序开展。上海解放后，普通小学在校人数为48.17万人，为1928年的12倍。在“向工农开门”方针的指导下，劳动人民的子女入学率从1949年的53.2%增加到1955年的77%以上，旧社会“没学上”的困境有了根本性缓解。
同时，工人文化宫、少年宫等面向广大青少年、产业工人积极开展思想政治、职业技能、美育、体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全方位提升德智体美劳素养。
沐浴阳光 领略春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校外春游活动作为推进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有效载体，在大中小学教育中被广泛应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学生一度热衷于异地春游，地点多选择无锡、扬州、苏州、杭州等。这一时期的校外春游活动是学校的教学科目，一般要求学生做一篇作文或几篇作文，有时还参加优秀作文比赛，学习成绩计入学生档案。
创办于1923年8月的《学生文艺丛刊》上曾刊登震旦大学预科班学生的春游文章，题为《游史公祠记》。文章叙述了拜谒抗清英雄史可法墓之事以及对史可法的崇敬之情，称“其忠愤抑塞之怀溢于言表，尤想见孤城困守以死自誓时也。精忠大节，炳若日星，迄今梅花数点，常伴忠魂”。
不过，随着时局的动荡，上海大中小学校的春游活动逐渐取消。1949年3月，《大公报》不禁刊文感慨：“芳草依旧绿，春郊面目非。”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很多学校重新组织学生参加校外春游活动。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学生们兴高采烈地背起书包、带着饭盒、装上点心，前往植物园、动物园和郊野、河畔踏青，领略大好春光。
到达目的地后，大家席地而坐，分吃从家里带来的食品果蔬，或玩着游戏。女孩一般跳牛皮筋、跳房子、丢沙包、捡游戏棒、跳绳、踢毽子，男孩喜欢玩弹珠、滚铁环、“打李逵”、飞竹蜻蜓、放风筝，等等。
学以致用 实践育人
传授知识、陶冶情操之余，学以致用也是上海推进实践育人的重要逻辑。
创办于1911年的万竹小学，专门开设商业科，兼设普通课程，课程内容包括修身（商人礼节、商业道德、公民教育等）、国文、笔算、珠算、英文等。
除了课程教学，学校还设有商店。凡高小学生在课余时间，都应到商店参加实习锻炼，以增进商业知识。商店工作人员一应俱全，有经理、会计员、出纳员、采购员、普货员、仓库保管员等，由学生轮流担任。商店还建立会计制度，内有现金账、货物账等各种账簿报表。
万竹小学校长李墨飞经常教育学生，做生意不能唯利是图，对顾客要有好的服务态度，强调“人无笑脸休开店，板起面孔不赚钱”。
1932年10月，在上海大场地区，陶行知办起一所新型的农村学校——山海工学团。他带领学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又教农民科学种田，发动农民抗旱救灾。
1936年6月，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派，去国外宣传抗日。大场农民特意写了打油诗为他送行：“衣裳农民化，知识化农民，对待百姓如亲人，农民见您如亲人。教育可普及，农村不破产。”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高校大力改进课外活动，组织学生适当地进行一些社会公益劳动，如到农村帮工、帮农民秋收等。
1958年，复旦大学组织学生下乡劳动锻炼10天，培养青年学生的生产意识，并学习农民勤劳朴实的精神。复旦大学哲学系师生还发挥专长，编写“农民哲学改本”，积极普及辩证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