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列学院讲授中国近代史

　　1953年2月，马列学院一部正式成立，主要教学任务是培养高等学校、党校的马列主义师资干部。1953年春，35岁的胡绳从中宣部秘书长调任马列学院一部主任，加入马列学院管理委员会，直到1955年调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到马列学院工作后，胡绳很注意教学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培养，促成了相应制度的建立。他曾提议建立教研室，让青年人参加教学活动，培养教学人才，这个建议后来得到采纳。1953年10月，马列学院成立各学科教研室，胡绳兼任历史教研室主任。

　　当时，马列学院课堂上还没有一门讲授中国通史的课程。胡绳自告奋勇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为便于讲授，他编写了《中国近代史提纲（1840—1919）》。这本4万多字的提纲，由马列学院印成小册子，成为党校历史教研室最早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为满足教学需要，1960年和1962年又对这个提纲进行了修订，这些教材传到校外，产生较大影响。

　　胡绳讲授中国近代史这门课，一星期讲一次，共讲了两个学期。他的课特点鲜明。有一位当年的学员回忆说，那时候，最受欢迎的首数胡绳同志讲的课。他不是演说家，声音既不洪亮，辞藻亦少修饰，既不肯故作壮声大语，更不讲究抑扬顿挫；听他讲课，简直像是在听一位长者慢声细语地叙说家常。但在他的娓娓叙述下，不知不觉进入了一片新颖而充满生机的开阔境界。他不是简单地向人们灌输知识或者宣布判断和结论，而是耐心地解剖历史事实，细致地展示他在作出判断和结论之前，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

　　另一位学员追忆说，胡绳的讲课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因他掌握了准确而丰富的资料，而且重要的是紧密结合时代的需要，联系历史实际和学员的思想实际，进行各种深入的分析，结论让学员思考和讨论。他对学员是亲切的平等的，从不居高临下，不搞教训人的一 言堂。即使有不对的意见，也是启发学员自己讨论解决，目的就是让学员逐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重视说理，娓娓道来，胡绳讲课是这样，写文章也是这样。他的文章说理性强，表现在对人和事总是作具体分析，说得比较周全，不简单化和绝对化，就是写批评文章也是心平气和，不是盛气凌人。

　　形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色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增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追溯近代以来人民革命斗争历程、构建革命谱系、论证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因此，从近代中国内部寻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逐渐成为包括胡绳在内的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倾向和理论自觉。他的《中国近代史提纲（1840—1919）》以及1954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体现。

　　他在书中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通过分析1840至1919年间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的发展和变化，他将“三次革命高潮”归纳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三次革命高潮”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准，他将1919年前的中国近代历史细分为“七个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提出后，引起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一场激烈讨论。经过讨论，胡绳构建的近代史解释体系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三次革命高潮”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中提纲挈领的核心概念及基本标志，由此构建了近代史宏观架构，被教学大纲采纳并在教科书中加以贯彻。此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逐渐定型，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与研究课题的选择均产生覆盖性影响。

　　有了对“三次革命高潮”和“七个时期”的认识，胡绳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这本书，就是二十多年之后完成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由此，《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提纲（1840—1919）》《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以及他在上世纪40年代末写成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特色体系，对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主持编写第一部全国通用哲学教科书

　　胡绳还有一项不大为人所知的学术成就——负责组织和参与编写新中国第一部全国通用哲学教科书，即由艾思奇署名主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的供全国高等院校和各级党校使用的哲学教科书，邓小平指定由胡绳负责。它改变了此前我国哲学教学主要采用苏联教科书的状况，深受广大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欢迎，中国哲学界公认其“是当时国内最高水平”。

　　这部哲学教科书1959年才开始编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此之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哲学和经济学的教学，深受苏联影响，在党校系统尤其如此。当时的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时间不长，还不能写出自成体系的讲义和教科书，用的都是苏联专家的讲义和教科书。随着中苏两国关系不断恶化，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也就不能再继续使用，编写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迫在眉睫。

　　1959年10月，中央下达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任务，由中宣部组织协调，中央理论小组负责具体组织工作，胡绳是中央理论小组副组长。中央理论小组组织中央高级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六所高校编写六本哲学教科书。1960年2月，书稿全部收齐。4月24日，在中央高级党校礼堂召开审稿座谈会，胡绳在会上发言。会议认为六本书各有特点，要把六本书的优点集中起来编一本，确定以党校本为基础，但这需要组织人重写。1960年夏秋，中央理论小组做出调整，教科书由胡绳、艾思奇共同主持和组织编写。新组成的编写组成员以中央高级党校教师为主，党校除艾思奇外，还有韩树英等8位同志，此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都有同志参与。

　　胡绳自始至终参加编写工作，拟出写作大纲，并提出四条编写原则：一是教科书应具有相对稳定性；二是要求比较准确、简练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并论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三是明确教科书的对象；四是贯彻百家争鸣原则。这四条原则，充分遵循教科书的编写规律，把握了教科书的特征，保证了教科书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具体编写时，胡绳从头至尾参加了集体讨论和修改，讨论时胡绳一段一段念，一段一段议，对每句话都做推敲，边读边议，逐章通过。历时9个月，教科书初稿才完成。1961年夏，胡绳主持召开终审定稿会。按照安排，稿子要集体讨论，逐段通读，没有意见就通过，小的文字上的提法问题当场敲定，个别段落需要重写的拿出来修改再讨论。整整花了半个月才完成审稿工作。审稿结束后，在一次会上讨论署名问题，胡绳说自己不是专门搞哲学的，编写这本书党校教师是主力，主编就是艾思奇一人，不要挂他的名。如果要提到他，就说他参加了顾问性质的工作，就这样定了。

　　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胡绳有着深厚的哲学功底，早年间发表过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由哲学转入史学的治学路径，胡绳的历史研究有着强烈的理论意识和深入的理论剖析。他的诸多史学著述，往往并不以考证史实见长，而以史论高明、分析透辟为人称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重论轻史倾向和“以论带史”的偏颇做法，许多史学家予以批评，主张史论结合。胡绳正是史论结合代表人物。他在课堂上讲述历史事件时，把规律性的认识和客观事实复杂多样的形态很好地结合起来，寓议论于流畅、生动的叙述之中，因而既引人入胜，又发人深思。比如，他在课堂讲义《中国近代史提纲 （1840—1919）》中指出“在这些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各种条约）中确立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和所谓‘最惠国’待遇的恶劣制度，由此还开创了在通商口岸成立所谓‘租界’的制度，并使外国传教士得以在中国自由活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各种制度在这些条约中初步奠定基础”。胡绳从这些看似繁多的条约中，分析出根本的是由于这些恶劣制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胡绳这种史论交融的论述方法，总结出历史发展的本质，真正做到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也是胡绳史学著作的最大特色。上世纪50年代曾有人这样评价胡绳的论著：“他用的也是那些材料，但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深刻，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