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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作者:朱国峰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日期:2021-11-05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典出北宋欧阳修所著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在这篇史论中,欧阳修通过对五代时期后唐盛衰过程的精辟分析,掷地有声地提出国家的兴衰存亡不取决于天命而取决于“人事”的论断,借此告诫北宋统治者要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始终励精图治,重贤者远小人,从而保持国家的繁荣昌盛。

  公元908年,唐末著名军阀晋王李克用在临终之际唤来自己的儿子李存勖。他颤颤巍巍拿出三支箭,对儿子说道:梁贼朱温与我晋国有不共戴天之仇。燕王刘仁恭是我所立,契丹耶律阿保机与我约为兄弟,但都背叛了我。我未能灭此三贼,死有余恨。我给你三支箭,你将来一定要消灭这三个敌人,以告慰我在天之灵。

  李存勖谨记其父之言,将这三支箭供奉在家庙中,每逢出征前都要祭祀,将箭矢请出,放入锦囊,随身携带,战胜后送回家庙再次供奉起来。他平桀燕、败契丹、灭后梁,每战皆是如此,终成一番霸业,用15年时间建立后唐,完成了父亲的遗愿。然而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李存勖迷失了。后期的他沉湎于声乐,重用伶人、宦官,疏远有功之士,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落得个军民离心、天怒人怨的下场,终死于兴教门之变。在他死后仅10年,后唐也分崩离析,走向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李存勖和后唐的命运,令人扼腕。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是对李存勖一生品行的刻画,但又不是仅仅对他一人。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同样是一个典型,两人都是谨记父命、励精图治而兴,又都是沉迷享乐、麻痹大意而亡。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军伐越,在槜李之战中被越王勾践击溃,于败退途中不治而亡。阖闾临终前叫来儿子夫差,告诉他:你会忘记是勾践杀了你的父亲吗?夫差答:没有,不敢忘记。

  继位后的夫差发愤图强,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等待着复仇机会的来临。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夫差想报仇,准备先发制人,抢先伐吴。没想到风水轮流转,在夫椒之战中全军覆没,还被夫差一鼓作气端了大本营会稽。原本想欺负夫差的勾践,转眼间就几近于亡国之君,只能屈膝投降。

  然而此时的夫差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似乎把杀父之仇忘了,竟听信伯嚭的谗言,接受了勾践的投降。在被勾践贴心服侍一段时间之后,更是精神懈怠,不再警惕,放虎归山,后期甚至把伍子胥这位“国之柱石”给杀了,自毁长城。以至于有了之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典故流传于世,自己也落得个身死国灭的悲惨下场。

  夫差和李存勖的一生是对“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最好注解。纵览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这样的例子又何以百计、千计?夫差和李存勖只是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罢了,其中的教训才是值得深思的。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然而,虽然欧阳修著此雄文,是为了让北宋统治者不再重蹈覆辙,但历史规律就是如此颠扑不破,同样的历史教训却又在北宋统治者身上再次发生了。

  宋徽宗继位后,耽于享乐,重用小人,导致朝政荒废、民怨沸腾,最终落得个悲惨的“靖康之耻”的结局,北宋就此灭亡。对此,元朝编撰的《宋史》对宋徽宗统治时期“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的点评可谓与欧阳修的“逸豫可以亡身”的论断遥相呼应,颇为讽刺。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体现的是一种宝贵的忧患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品质,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仍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其实又何止欧阳修作过“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论断呢?且不说出自《孟子·告子下》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即使同样是在北宋,苏洵的《六国论》中就写道:“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王安石在《金陵怀古》中写道:“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可惜,同样的历史教训在欧阳修、苏洵、王安石之前屡屡发生,在他们之后仍旧屡屡发生,不得不让人嗟然长叹。

  以古映今,只有时刻心怀忧患意识,方能做到防微杜渐、有备无患,成竹在胸、行稳致远。

责任编辑: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