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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身份:革命者+编辑

作者: 陆其国 来源: 解放日报 日期: 2018-09-21

任何革命,无论其规模怎样,形式如何,最后总得以行动 (或称运动)落地。这样的过程,一般都少不了宣传。而宣传又必须借助载体,比如报纸、杂志或其他。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只是于今想来,在那些一心为国,洋溢着青春热血的身影中,我们似乎对同样身兼革命者和编辑身份的知识女性,尤其是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多少有所忽略。

比如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刘清扬从法国回国后,就曾和邓颖超等人创办《妇女日报》。1924年 3月 18日,该报发表了同样有留法背景的张若名写的《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一文。文中写道:“女子当争回本身的人格,抛弃那些乞怜的弱状,复活我们的慷慨的天真,革除旧日男女间精神上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期待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社会的人,切不要做某男子的人。”除此之外,据知上世纪二十年代,向警予、杨之华等人也曾参与上海《妇女周报》的编辑出版工作。

秋瑾创办《中国女报》

其实认真追溯起这样的革命家和知识女性,首先要提到的一个人,那一定是秋瑾。

秋瑾是中国早期民主革命时期的巾帼英雄、革命家。她曾赴日本留学,也是倡导妇女解放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这一点,从1907年初由她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即可看到。此前有位名叫陈撷芬的女子,曾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妇女刊物之一《女学报》。该报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宣传女性的独立精神。不料陈撷芬在处理自己的个人婚姻问题上,意志却表现得很不坚定,差点唯父命是从。后来她终于听从内心召唤,和自己选择的丈夫一起赴美留学。另外,在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前,国内还有一家女性刊物《女子世界》,但因为其办得“文法太深”,多有女性读者反映很难读懂。有鉴于此,抱着宣传妇女解放和团结起来争取自身权利的信念,秋瑾决定创办一份文字通俗、妇女易读的《中国女报》杂志,并亲自撰写《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提出创办《中国女报》的宗旨,是要“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内容“以论说、演坛(讲)、新闻、译编、调查、尺素、诗词、传记、小说”为主;并且特别强调“本报以文(言)、(通)俗之笔墨并行,以便于不甚通文理者亦得浏览”;还表示“如有海内外同志以所著诗词传记小说及新闻等类见赠,当择优登录”,可见《中国女报》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国内。

由于经费不足,秋瑾期望“热心志士,以资捐助”。这份《广告》除刊登在上海《中外日报》上,还另外印送各地女子学校。由于捐助者寥寥,离办刊需求相去甚远。为此秋瑾绞尽脑汁,她先是从上海前往湖南夫家募得几千两银子;回到上海后,好友徐自华、徐双韵姊妹又捐助1500元。凑足启动资金后,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第一期终于问世。当时社址设在上海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厚德里91号蠡城学社。另外在一些地方还聘有特约代表,如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文明书局的廉泉、北京顺直门外绳匠胡同外城女学传习所的江亢虎、杭州银洞桥嘉兴同乡会的朱瑞、绍兴水澄巷口教育馆的裘激声等。

发刊词是比秋瑾小七岁的女词人、也是她的好友吕碧城所写。秋瑾走的是革命救国之路,同样追求男女平权的“新女性”吕碧城走的是教育兴民之道。两人所走道路虽然不同,但共同目标都是为着救亡图强。秋瑾就义那年,吕碧城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女子学校。她俩还不谋而合同为“报人”——《大公报》总理英敛之因激赏吕碧城的才华,曾亲自前往聘请她出任助理编辑。

秋瑾对于《中国女报》可谓倾注了巨大精力和寄予了殷切期望,为办好该刊,她“经营罔倦,编纂益力,并日冒风雪走求援助,栖栖不以为苦”。然而尽管如此,无奈天不随人愿,最后终因销路不广及经费不继等原因,在1907年3月4日出了第二期后,被迫停刊。秋瑾对此深感失望和痛心,“叹同胞之黑暗,痛祖国之无人”。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女报》虽仅出了二期即终刊,但从中透露出的信息却值得关注。如所刊《拟告国人书手稿》《拟晓谕手稿》,前者号召国人起来进行民族革命,后者是光复军誓师檄文。满腔爱国热情与奋发踔厉的革命气概跃然纸上。秋瑾撰写有《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包括以争取男女平等、倡导妇女自由独立为主题的小说未完稿《精卫石》等多篇;另有她四首诗及由她作词作曲的《勉女权》歌。这些已都成为秋瑾留给后人的珍贵历史文献。

石评梅主编《妇女周刊》

继秋瑾之后,我想到的又一位革命者兼有编辑身份的女性,便是石评梅。

石评梅是“五四”时期知名女作家、新文化战士,她就读北京女高师期间,校长是知名学者、教育家许寿裳。许校长提倡科学与民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他还聘请时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及其他进步教授来学校讲学。李大钊讲授的内容是“社会学”“女权运动史”。因有此名师,当时的女高师校园也因此弥散着一股浓浓的科学与民主的气氛,并日益形成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新思潮浪涛。这一令人激情澎湃的局面,一次次鼓舞着石评梅,使她精神振奋,立志要“以健康之精神,作伟大之事业”。其时的石评梅在朋友们眼中,“温婉聪明,秀气孤禀”,“每与校中同学言及邦国颠危,则慷慨泪下”。其满腔爱国之心,振国之志,溢于言表。她着力宣传妇女解放思想,皆为受此影响的体现。

石评梅先后与友人也是同为女作家的庐隐、陆晶清等人编辑《妇女周刊》《蔷薇周刊》。虽然编辑和撰稿者中有不少进步人士,但也不乏一些思想情况驳杂之人。石评梅作为《妇女周刊》的主编,努力使刊物沿着“五四”进步方向前进,追随新文学运动的大纛。这也正是这两本刊物能够在基本倾向上站在进步潮流上的重要原因。《妇女周刊》创办于1924年12月,1925年12月终刊,共出版了50期。石评梅刊物中为妇女解放问题作了呼吁,并且发表了一些反映问题的文学作品。尽管鲁迅指出《妇女周刊》“议论很少,即偶有之,也不很好”,但这样的指出恰恰表明鲁迅对这本刊物的关注和关心,尤其是鲁迅曾应石评梅要求,给了她一篇杂文《寡妇主义》,发表于该刊周年纪念特号。进步报人邵飘萍也曾为《妇女周刊》撰写《我希望女子参加国民会议》一文,并为该刊周年纪念特号题词 “妇女界之喉舌”。予以赞美。不过评梅本人觉得刊物的社会影响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她在为该刊写的《发刊词》中,曾希望刊物能成为“博浪之椎”,要“粉碎偏枯的道德”,“脱(唾)弃礼教的束缚”,要“发挥艺术的天才”,“拯救沉溺的弱者”,要“创造未来的新生”,“介绍海内外消息”。她更希望刊物能成为 “火把”,“燎燃着世界的荆丛”,“它是猛烈而光明”;其“呼声”像“振颤着人类的银铃”,“它是悠远而警深”。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总是不遂人愿。用石评梅的话说 “我们的努力和言论,似乎都离着理想太远”。其实石评梅的努力显而易见,就在这期周年纪念特号,她还发表了出自天津女师一位女作者的文章《真实》,该文表达了对北京妇女运动的声援和希望改造天津、改造整个社会的愿望。尤其是所附诗歌,有学者认为“以高昂的格调,唱出了妇女们在解放路上勇敢前进的声音”。

此后石评梅和好友、女作家陆晶清等还于1926年11月创办《蔷薇周刊》,关注妇女问题仍是该刊特点。只是它比《妇女周刊》内容更丰富,作者面更广,发声力度更强。评梅后期的女性题材作品多发表于《蔷薇周刊》。如1927年为纪念“三一八”出的刊物,就有评梅所写悼念刘和珍的散文《深夜絮语》。

丁玲主编《北斗》月刊

现在应该讲述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她主编的《北斗》月刊了。

茅盾和鲁迅为美国伊罗生编译 《草鞋脚》一书开列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曾这样介绍《北斗》月刊:

1931年秋出版,至三十二年春,共出九期。丁玲主编。这是那时期惟一的公开的左翼文艺刊物。这个月刊也是左联领导的。执笔者除了左联的作家外,也有“自由主义”的中间作家。这是和以前《拓荒者》等不同的地方。以前《拓荒者》对于“自由主义”的中间作家是取了关门的态度,而《北斗》则是诱导的态度。《北斗》的重要内容除创作外(可惜创作这方面,好的很少),是文艺理论的介绍和短小尖锐的批评小论(杂感)。《北斗》在青年中间很有些相当的影响。

《北斗》创刊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7月20日出版第二卷三、四期合刊后停刊,共出了八期。1933年5月,国民党当局以“助长赤焰,摇撼人心”的罪名,查禁了《北斗》。

关于丁玲主编《北斗》的起始,她曾有过一段自叙,那是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牺牲后,她将出生才三个多月的孩子送到湖南母亲身边后,随即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到苏区去工作。“为此冯雪峰介绍我去见党中央的张闻天同志,我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与张闻天碰头。我对他说了我的愿望。我说,我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答应了,叫我等消息”。于是丁玲就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奔赴苏区的通知。消息果然来了,但不是丁玲等待的奔赴苏区的通知,而是交代她留在上海,负责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并派沈起予、姚蓬子协助她工作。原来左联自1930年成立后,曾创办《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刊物,却都先后被当局以这样那样的质询理由查禁,一些主编和编辑也受到当局严密监视,行动不便。鉴于这些因素,考虑到其时丁玲还不甚出名,只是一个普通女作家,由她出面办刊物,不会太引人注意。冯雪峰在向丁玲交代任务时,还特别叮嘱道,“《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这也是为了避免引起当局过度关注。

当时的分工是丁玲主要负责联系作家、审阅稿件;姚蓬子负责跑印刷厂和任些编务;沈起予懂日文,因此负责翻译。联系作家,丁玲首先就想到了鲁迅。1931年7月30日,这在丁玲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她由冯雪峰陪着,去鲁迅家约稿。此前她只在左联召开的会议上,远远见过鲁迅,今天要近距离“去见鲁迅这样的大人物”(丁玲语),心里难免会有些紧张。结果见了鲁迅,丁玲觉得“很自由,一点也不拘束”。她向鲁迅约稿,鲁迅愉快地答应了。不久就以冬华、长庚、隋洛文、洛文、丰瑜等笔名,在《北斗》发表杂文和译文,其中就有脍炙人口的《我们不再受骗了》《答北斗杂志社问》等。丁玲在这一年创作的小说《水》,连载于1931年《北斗》月刊一至三期。茅盾评价“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冯雪峰有一次见到鲁迅,也曾问鲁迅对丁玲小说 《水》的印象,鲁迅回答“很好”,并说“丁玲是个有名的作家了”。这都给了丁玲很大鼓舞。只要看看《北斗》月刊的作者阵容,就可见丁玲的用力。除鲁迅外,还有瞿秋白、茅盾、冯乃超、适夷、张天翼、冯雪峰、耶林、穆木天、阿英、周起应、阳翰笙等。《北斗》月刊重视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对推进文学的大众化运动起过良好作用。另外还遵循左联的行动纲领和工作方针,注意培养文学新人,发表新人新作,艾青、葛琴、杨之华等均在《北斗》月刊发表过他们的早期作品。

不言而喻,在漫长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所涌现的革命者+编辑身份的女性远不止上述诸位,如 1938年 3月 15日,还有赵清阁主编的文艺杂志《弹花》创刊,除头条为老舍专稿 《我们携起手来》,也发表了她的《把枪尖瞄准了敌人》。总之,今日提及她们,意在表达我们后辈对这些不平凡的女性的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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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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