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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及其反思

作者: 胡栋材 来源: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日期: 2019-01-11

作者简介:胡栋材,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明清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原发信息:《文化软实力研究》(武汉)2018年第20181期 第12-29页

内容提要:从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即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然而从学术研究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塔尔海玛。20世纪30-40年代是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探讨的一个高峰,从毛泽东到张岱年、侯外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实质性的探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真正运用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分析与批判中来。20世纪50-70年代,窦宗仪从认识论角度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异同性。以及二者结合的思想路径。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受“文化热”等因素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研究呈现出显题化、专门化的态势,张岱年以及窦宗仪的研究路向得到进一步拓展。21世纪至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获得持续关注,然而要真正创造性地推动二者的结合或会通,并回应新时代的要求,还需给予深度总结和反思,这就要求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综合创新”。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The German scholar August Thalheimer first made it academic.From 1930s to 1940s,research on this issue formed a peak.The Marxism theory and method,which had been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were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y Chinese Marxists from Mao Zedong to Zhang Dainian and Hou Wailu.From 1950s to 1970s,related research showed slow-moving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meanwhile,foreign research made quite creative progress and Dou Zongyi's research was the representative,his workings demonstrated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and somewhat combination points.Driven by "culture hit" and other favorable factors,the problem of relationship had been taken seriously and showed a special trend in 1980s to 1990s.The research direction made by Zhang Dainian and Dou Zongyi was to be expanded.Since the new century,related research has moved forward with all kinds of attention,however,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is creatively promoted,and respond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era.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儒学/反思/Marxism/Confucianism/Reflection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培育的文化认同机制及创新途径研究”(15BKS101),中南大学首批创新驱动项目“基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综合创新研究”(2015CX011)。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二者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二者在实践基础上碰撞、冲突和融合的历史。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得到持续关注。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①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特别是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都有哪些进展,从中可以得到哪些理论启示,本文对此进行宏观考察与深度分析,并指出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或会通是新时代的迫切要求。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初步讨论与塔尔海玛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产生,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与时代需求。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要追溯到五四运动之前。1899年3月的《万国公报》上刊出英国学者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所著《社会进化》一书前三章,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节译(译名为《大同学》),蔡尔康撰文介绍,其中首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②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提到“社会主义的泰斗麦喀士(即马克思)”。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以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并对《资本论》作了评述。③孙中山1912年10月14-16日在上海发表演说时,谈到并称赞了马克思的《资本论》。④

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一定的传播,但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和理解,也没受到足够重视。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被视为西方进步思想之一而被传播,而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基本上接受过西方进化论以及进步观。⑤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进化论以及进步观的推崇有相当关系。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进化论及其进步观是关键性思想要素。吸收和运用西方先进思想理论来改造旧中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主题。如此一来,“古今中西”之争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旋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陈独秀强烈而敏锐地意识到儒家传统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阻碍作用,他对孔子以及儒家的批判极为激烈,以《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916)颇具代表性。这就容易造成一种思想印象,使人认为陈独秀一味否定儒家以及孔子,实际上不尽如此。陈独秀本人对儒家持有限度的肯定,主张对孔子学说给予一定的唯物史观的分析,他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中外学说众矣,何者无益于吾群?即孔教亦非绝对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⑥还说:“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⑦对于儒家学说,陈独秀不乏具体分析的态度。至于“孔教”有哪些“可取之点”,未作详细考察论述。陈独秀在早期共产党内曾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儒家传统的批判否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显然留有思想印记。

如果说陈独秀对儒家以及孔子基本持批判否定态度,那么李大钊的看法就要深刻和复杂一些。李大钊一方面承认和肯定孔子作为时代伟人的合理性及其历史贡献,另一方面激烈批判儒家学说对于专制政权的维护帮助以及负面作用。他指出:“孔子于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⑧特别是转变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辩证法来剖析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提出所谓“三种孔子观”,即“实在的孔子”“历史的孔子”和“世界的孔子”。另外,从中国传统文化而来的民彝史观对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起到了重要沟通作用。⑨1919年前后,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继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学说》《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到中国实际中来。现在看来,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达到了比较自觉的地步,尤其是李大钊,初步论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问题,并且在历史观、人生观等方面尝试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⑩这些初步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系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李大钊、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带有机械化痕迹,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触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核心要义,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李大钊、陈独秀等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关键性一环,在于他们即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阶级斗争学说。他们在思想上基本上有一个从西方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转变,这是很值得注意和认真探究的思想现象。不少学者认为,这种转变的实现是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理论需要,李泽厚更指出,这种转变是基于中国人实用理性精神而作出的,唯物史观更能解释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因而由进化论走向唯物史观,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11)这些解释不乏一定说服力,但对这种思想转变过程以及内在动力缺乏必要考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机制也缺乏基本说明。(12)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浸染于儒家思想文化传统,这些传统与唯物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学说的关系究竟如何,关于这些问题,李大钊、陈独秀等不是未加讨论,而是未来得及予以阐明。这就将课题留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后来者。

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触及了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关系问题,在学术研究上尚未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真正将这一问题明确提出来的,是德国学者塔尔海玛(August Thalheimer),他在《现代世界观》(原书名为《辩证唯物论入门》,德文版1927年出版)一书中专门用两章内容讨论古代中国哲学,其目的在于探讨以下问题:“古代中国哲学对于现代世界观和唯物论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能够从古代中国哲学中采取辩证唯物论的建筑材料么?我们能够变更古代中国哲学的形式,加以改革,拿来和辩证唯物论调和么?或者我们有和它根本分离的必要么?”(13)塔尔海玛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并且是第一个试图将中国传统哲学纳入唯物辩证法视域中加以考察和创造性转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缺少唯物论传统,辩证唯物论的现代世界观不可能和古代中国哲学相结合。(14)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并不恰当。然而,塔尔海玛毕竟明确提出了一个前人未曾提及的重要问题,而且给予了一定研究。这些思想探究对于中国学者探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产生了影响。例证之一就是本书的翻译者李达,可能受到塔尔海玛观点的消极影响,进而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持“悬置”态度。(15)在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未作涉及。

在塔尔海玛之前,郭沫若于1925年写出了《马克思进文庙》,该文以文学的姿态、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马克思与孔子的对话(16),其中就暗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契合的思想信号,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儒家大同社会理想存在某种一致性。《马克思进文庙》体现了一种天才想象,彼时郭沫若开始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他关于马克思和孔夫子对话的构想,或可能得益于此。(17)如果将该文纳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视野下来看待,其历史意义更加不可轻忽。至少应该肯定的是,郭沫若已经隐约预见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的某种可能性。

概而言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论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他们主要是批判儒学以及传统文化,对于二者的结合问题未作具体考察,也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理论课题,明确提出这一时代问题的是德国学者塔尔海玛。这就是20年代前后的基本状况。

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一个高峰——从毛泽东到张岱年、侯外庐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角度看,20世纪20年代主潮是唯物史观,30-40年代的聚焦点则是唯物辩证法。与此相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已经比较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并获得了很多重要理论成果。可以说,20世纪30-4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研究的一个高峰。这一高峰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熟运用以及唯物辩证法广泛传播有必然联系。

和李大钊、陈独秀一样,青年毛泽东不仅完成了哲学上由唯心论、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变,而且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以及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至少有两方面杰出的贡献:其一,毛泽东秉承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特色。继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他在30年代中期相继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划时代著作,以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纠正了塔尔海玛论断的偏颇性。特别是《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与实践观点,来理解和解决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关系问题,实际上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精神中。其二,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时代命题与历史任务,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与历史任务,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8)这些论述传达出三个重要信号: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我们认真研究自身思想文化遗产。其次,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对待我们的遗产。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思想文化研究要以服务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为目的,要从中汲取智慧和方法。(19)

从时间上看,艾思奇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倡者,但是毛泽东明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其思想内涵与时代意义比艾思奇要深刻得多,影响力也要大得多。实际上,艾思奇的工作重心基本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究竟如何结合等问题,没有作出多少具体理论探究。

唯物辩证法的传播与论争,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重要事件之一。在学术层面倾力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并将其运用到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的,首推张申府、张岱年兄弟。经由瞿秋白等人译介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得到大力传播。张申府从20年代即开始接触并宣传唯物辩证法,不仅如此,他还尝试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所富含的辩证唯物思想因素,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他在《所思》(1931)中指出:“中国哲学的言仁、生、易,实深有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20)“‘中’为人的行动的标准,‘易’表示了宇宙实象。而且中国的‘易’是说的天地万物,而非指的观念思想,尤合乎辩证唯物的意思。”(21)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申府推崇唯物辩证法,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给予认同,他主张“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解析的辩证唯物主义”(22),希望结合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而建立一种综合的、符合未来的新哲学。这些理论行为,已经在学术理念和理论实践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也给出了某种示范。

张岱年在很大意义上推进了其兄的工作,最终树立了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典范。相较于张申府,张岱年突出性的贡献有三点:其一,阐扬中国传统哲学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同时在学术理念上自觉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主导地位,此以《关于新唯物论》及《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1933)等为代表。(23)其二,推进与完善“综合创新说”,指出“综合创新说”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24),此以《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1935)、《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1936)以及之后的《天人五论》(40年代先后写出)为代表。其三,深入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相结合的具体研究,特别注意阐扬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气本论思想,此以《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1936,以下简称《中国哲学大纲》)为代表。更准确地说,将中国传统哲学气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加以“综合创新”,是张岱年思想创造的重要表现之一,他指出:“在中国哲学中,注重物质,以物的范畴解说一切之本根论,乃是气论。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说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25)从时代思想状况看,《中国哲学大纲》的出现正当其时,既有力回应了冯友兰新理学、贺麟新心学以及熊十力新唯识论等的挑战,又在学理上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结合准确落实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儒家气论的“综合创新”,这是一大创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与同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张岱年更加深谙中国传统哲学,进而能“接着”中国传统辩证法和唯物论讲,创发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新唯物论”哲学,指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发掘唯物的传统并予以继承发扬的要求。(26)这些理论工作与思想贡献,是张岱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传统文化现代化上做出的卓越贡献。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而言,他进一步明确了二者结合的理论可能性。遗憾的是,与现代新儒学的崛起相比,张岱年新唯物论很长时期内被学界忽视或曲解,这实际上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推进,导致某些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例如,中国传统哲学的“气”与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物”或“物质”,如何才能真正融合起来,儒家“唯气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究竟如何结合(27),这些问题在张岱年这里都已蕴含,至今仍需要挖掘和加以研究。

张岱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研究,主要在中国古代哲学领域进行,与之相较,郭湛波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辩证法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作了梳理和解读。《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5,原书名为《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充分肯定和吸收李大钊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公开使用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将中国近50年的思想分为三个阶段,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辩证运动的角度予以概括和把握,高度评价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的贡献,同时忽视现代新儒家以及自由主义者的作用。简而言之,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与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前者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作梳理和描述,后者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进行分析和解说,二者可谓双璧。但平心而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及其辩证法的领会和运用上,前者比较浅显,大多停留于外在的反映论;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探讨上,前者也远不如后者。《中国哲学大纲》从“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等方面疏解中国传统哲学,为后来者寻求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具体结合之处提供了理论借鉴。

在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之后,赵纪彬出版了《中国哲学史纲要》(1939),该著有意将中国哲学史论述为“中国唯物论史”,从整体上肯定中国传统哲学所包含的唯物主义传统,并突出唯物唯心的对立斗争在中国思想史的主线作用。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并取得巨大成就的,要推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2)以及《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后者1947年改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956年重修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来这些著作被发展成著名的《中国思想通史》。“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28),“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总结”。(29)这是侯外庐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根本原则和学术理念,可以看作对毛泽东提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落实,并且,侯外庐及其学派大量扎实的工作,使得《中国思想通史》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产生了长久影响,即使是像冯友兰这样的学术大家,后来也受到侯外庐这种唯物史观范式的影响。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郭沫若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在40年代都先后运用唯物史观及其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或社会史,但从学科典范与学术影响上来看,都很难与侯外庐及其学派相提并论。(30)

侯外庐是在李大钊直接影响下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正式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资本论》已经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加上他在思想史研究中注重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挖掘,注意阐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尽可能避免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机械化套用,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史研究在唯物史观范式下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尤其是他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高度评价处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对此侯外庐有一个著名判断,他说:“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之花果,固然可以比美于希腊文化,而清代思想之光辉,亦并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成果。”(31)具体而言,侯外庐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视为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巨匠,认为他们在反对封建伦理纲常以及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等方面发挥了杰出作用。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阐释王夫之哲学思想,成为侯外庐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最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侯外庐关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跳出了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子,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生因素,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接合点”(萧萐父语)(32),同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合理性。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这一点上,侯外庐所确立的研究典范和方法的特征是十分鲜明的,那就是注重强调经济条件和社会整体结构对思想史人物及其观点的决定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唯心一唯物二元对立的评价模式泛滥至学术研究领域,侯外庐所确立的研究典范和方法也遭受了严重损害。对此,我们仍要加以反思和检讨。(33)

20世纪50-70年代:大陆研究迟滞与窦宗仪的开拓性贡献

侯外庐及其学派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的编撰与出版,见证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的中国革命与胜利。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70年代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在历史学科领域内,还广泛地影响了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当然,这种影响力的产生,本身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具体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六章对孔子及其儒学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剖析,认为“立于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仁”的思想从属于“礼”的思想,“礼”的思想表明了“孔子的社会批判的进步性”(34),并从政治论、天道观、道德观、历史观以及知识论等方面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剖析,肯定孔子思想的进步意义,总体上高度评价孔子以及原始儒学。《中国思想通史》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具体判断不完全准确,但它对儒学的积极评价和辩证分析展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理论精神与风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些在抗战期间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历史文化进行整理和研究的著作,纷纷出版或修订再版,并发挥了积极影响。继《马克思进文庙》之后,郭沫若1950年再版了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十批判书》,该书对孔子的积极评价引起了学界注意,特别是对孔子仁学的高度评价,有积极理论作用。然而,郭沫若的这些观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批判。吕振羽1953年修订再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其中认为孔子的“仁”实质上是唯心主义,但包含一些积极因素,而孔子的伦理、宗法制符合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要求,因而具有历史合理性和某些积极意义。范文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于1954年修订再版,其对孔子以及儒学的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他指出,剥除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孔子学说,孔子学说本身“对于我们是有益的,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35)。与此不同,杨荣国195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对孔子的“仁”“礼”“天道观”等基本持否定态度,这为后来的政治运动所利用,加剧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学的排斥、否定甚至迫害。实际上,杨荣国曾在30年代发表过《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论文集,意在突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唯物论传统,他强调唯物论是进步思想,唯心论特别是宗教唯心论是“反动落后的”(36)。这样一来,唯物—唯心二元对立的评价模式就暗含其中。加上政治上的强力干涉,特别是毛泽东50年代中期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与他所理解的孔子对立起来,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走向极端化和畸形化。“文化大革命”之后,大陆学界之所以厌弃唯物—唯心二元对立的评价模式,与这一模式在六七十年代造成的思想危害有一定关联。

1957年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中国哲学史方法座谈会”,其中就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论争,还涉及如何继承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问题以及批判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这次会议促进了学界对孔子及其儒学再评价,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带来了新思考。不论如何,50-7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原则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63)就是这一趋势的继续(37),该书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孔子及其儒学的思想观点,但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系问题未予详论。

受政治形势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大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系问题研究,基本上演变为对儒学一边倒式批判与否定,不失允当且有价值的研究凤毛麟角。然而。此一时期国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或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研究另开新貌。德国汉学家皮特·奥皮茨(Peter Opitz)1969年出版了《从儒学到共产主义》一书,1974年出版了《龙的子孙——从孔子到共产主义的中国之路》等专著,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进行了探索,指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儒学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有一个自然的文化心理过程。(38)在此之前,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就提出:“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39)“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家们(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40)今天来看,李约瑟的这些判断不够准确,他对儒学传统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作用有抬高之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也未作具体分析,因而其论述依据并不充分。不过,他的问题意识十分重要,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契合之处的观察也很敏锐,更重要的是,李约瑟积极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化的作用,这一点极为难能可贵。

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系问题探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籍华裔学者窦宗仪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两家认识论的比较分析》(英文版1977年出版,中文版由刘成有翻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41),该书是作者二十余年深思力索写就的力作。同时,它是目前所见国内外学界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系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其学术意义是开创性的。总体而言,该书有如下理论特征以及学术成绩:其一,明确的问题意识。该书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其问题意识十分明确,那就是从思想文化上弄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短短30年间迅速取代儒家的内在原因。窦宗仪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需要找出二者的相通处与异质点。其二,正确的学术立场。作者基本上未受大陆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作者没有自己的学术立场,该书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基础,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认识的辩证性质和辩证方法、实践观等四个方面作出比较,旨在寻求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间的内在相通处。其三,科学的研究方法。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学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能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儒家文献之中,且以认识论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比较基础与框架,这就使研究有一个集中的对象和主题。其四,合理的研究结果。经过分析研究,作者得出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大同而小异,二者在哲学上都以理性取代宗教信仰,都排除造物主,都认为一切都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都怀疑自我价值观,都认为思维是物质的一种功能,都认为靠实践检验真理。简而言之,二者在辩证唯物主义上的一致远大于在历史唯物主义上的一致,它们之间的融合是可能的。(42)综上,窦宗仪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一致之处主要在哲学认识论、辩证法及其实践观,世界观和历史观方面则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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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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