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亲历了兵团文学多个发展阶段，能否结合《西长城》《戈壁母亲》等经典作品，具体谈谈兵团文学的创作风格与题材演变轨迹？

　　刘永涛：以上几部作品，精准对应了兵团文学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早期的兵团文学，像《西长城》那样，更多的是“仗剑扶犁”的纪念碑。那时的笔触粗粝宏大，任务是记录——记录怎样在戈壁上挖开第一铲土，怎样在地窝子里撑起一个家。那是拓荒者的“史记”，蘸满汗水和血水，强调集体主义的崇高感。到了韩天航的《戈壁母亲》，镜头从土地推到了具体的“人”身上。母亲不仅吃苦，更有复杂的情感，有隐忍、有抉择。文学开始关注宏大使命下个体心灵的褶皱。

　　从“我们”到“我”，从“怎么活下来”到“为什么而活”——兵团文学完成了从功能性记录向审美性表达的跨越。这不是简单的题材更替，而是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情感，从敬畏它、改造它，最终走向了深情地理解它、诗意地拥抱它。

　　记者：军垦文学的题材边界不断拓展，从最初的开荒建场、戍边守疆，到如今的乡村振兴、兵地融合、新时代兵团人的生活百态。在这一过程中，兵团作家的创作视角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刘永涛：创作视角的转变，归根结底是时代的车轮在我们笔尖下的投影。过去，我们的视角“向后看”，带有浓重的“抢救”意味。老一代军垦战士正在老去，我们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留存下来——那是带着悲壮感的回望，笔是重的，心是沉的。

　　现在，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乡村振兴和兵地融合的深入，视角开始“向前看”并“向内心看”。作家们不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是当下生活的参与者——写电商进连队、兵地融合发展、新一代兵团人的职场纠葛。这种转变背后，是兵团从“屯垦戍边”向履行“三大功能”，发挥“四大作用”的转变。兵团不再是封闭单元，而是深度融入新疆大地、紧跟时代潮流的现代化组织。文学视角的转变，正因为兵团人的生活本身变得丰富多彩——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更有鲜活的现代气息。

　　记者：人才是文学发展的核心，作协在培育青年作家、扶持基层业余创作者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

　　刘永涛：人才问题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老一辈作家功成名就，但中青年一代，特别是能扎根基层、拿出精品的骨干，还需要大力培养。很多基层创作者，有生活、有故事，但就是缺“一口气”——不知道怎么把故事变成文字，这就是“基层创作瓶颈”。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这几年主要在做“浇水施肥”的工作：

　　一是“精准滴灌”式的培训。每年举办青年创作会、文学周等各类创作培训班，请文学大刊主编、鲁迅文学奖作家、茅盾文学奖作家授课，更重要的是开展“改稿会”。把基层作者的稿子拿出来，当面一对一地分析、修改，比单纯听理论课管用得多。

　　二是“搭建梯子”式的扶持。实施了“名师带徒”、作品观察会等培养方式，对于那些有潜力的青年作家，给导师、给平台，帮助他们打磨作品，突破创作瓶颈，推送到《绿洲》乃至更高层级的刊物发表。

　　三是“铺路架桥”式的采风创作。组织作家深入基层，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让他们沉下去，深入了解兵团历史人文，实地感受兵团的发展变化。让这些年轻人有地方去体验，有老师可请教，有平台能发表作品。

　　记者：新媒体环境下，如何让兵团文学作品走出兵团、走向全国？作协在作品传播、作家推介、品牌打造等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

　　刘永涛：我们不能只做“藏在天山深处的美玉”，既要让光照进来，也要让玉走出去。面对新媒体，既要守正，更要创新。

　　首先，“借船出海”，积极与中国作协、各省市文学刊物进行联动。像丰收老师的《西长城》获得鲁迅文学奖，张者老师的《山前该有一棵树》获得鲁迅文学短篇小说奖，都是在国家级平台上确立了兵团文学的地位。我们也鼓励全国作家都能多多书写兵团，宣传兵团。

　　其次，是“造船远航”，全力打造“兵团文学”这一整体品牌。一是拥抱新媒体，鼓励和支持兵团网络作家，用他们的笔触和传播方式去讲兵团故事，他们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被拍成短剧，这是很好的尝试。下一步我们也计划成立兵团网络作家委员会，推动兵团网络文学的发展。二是推动“文学+”，石河子市“绿风诗会”“诗歌之城”诵读大赛等，一场活动线上观看近30万人次，总传播量破亿，让诗歌从纸上“读”变成了全城“诵”，这就是破圈。

　　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兵团文学不只是“红旗下的大漠”，它同样有细腻的情感、先锋的探索和与当代人心灵共振的力量。我们不仅要把作家推出去，更要把“兵团故事”品牌擦亮，让“兵团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中色彩独特的一块。

　　记者：七师胡杨河市打造“戈壁母亲”文学IP，成为“文学+文旅”的典范。基层师市应如何挖掘本土文学资源，让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发展相互赋能？

　　刘永涛：七师胡杨河市的案例，回答了“文学除了写进书里，还能走进哪里”的问题。

　　首先，得找准那个独一无二的“魂”。七师胡杨河市有韩天航老师，有《戈壁母亲》这个深入人心的文学形象。但他们没有只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把“母亲”这个意象实体化，把废弃的棉花加工厂改造成文化创意园，保留工业旧址，制作军垦金属雕塑；修复地窝子，建立旧居，让“母亲”的生活场景变得可感可触。这就是把无形的文学资源，转化为了有形的文旅资产。其次，要学会“跨界”“借势”。文学不能孤芳自赏，要和戏剧、美术、影视等结合。基层师市要善于“小题大做”，哪怕是一个连队、一个地窝子，只要深挖下去，找到与当代人情感需求的连接点：对“根”的追寻，对兵团精神的共鸣，就能做成大文章。最终目的，不是让文学为旅游“背书”，而是让旅游成为文学“还乡”的路。让老军垦的后代、全国各地的游客，通过走进这些场景，再回头去读这些书，形成精神闭环。

　　记者：结合您日常工作的职责与自身创作初心，谈谈您将如何践行使命，用笔墨为兵团文学发展添砖加瓦？

　　刘永涛：这是我每天都在面对的“考卷”。

　　作为作协工作的组织者，我的行动是“搭好台”——尽力去争取资源，把创作环境营造好；把文学筑基工程做实，播撒文学火种从娃娃抓起；打破地域壁垒，像一师阿拉尔市与台州市、七师胡杨河市与固原市那样“双向奔赴”，加强跨地域交流，用好援疆资源，让作家走出去、把名家请进来，在碰撞中成长。一句话：让写书的人不孤单，让好书不被埋没。

　　作为创作者，我的初心使命是写出好作品。作为一个兵团二代，对在这片土地上挣扎过、奋斗过、奉献过的人们，有一份表达的义务。我会继续拿着笔，深入基层，就像我写《边魂》那样，去捕捉宏大叙事下最细微、最动人的生命体验。

　　“添砖加瓦”这个词很形象，文学事业就像盖一座精神的大厦。作协工作就是和泥、递砖，把脚手架搭稳；创作就是把自己那块砖烧结实、烧出光彩。这两件事做好了，兵团文学的这座大厦，才能既坚固又好看，才能为这个伟大的时代，留下属于兵团的、独一无二的精神印记。